初到范亭中学的那几年

康钊铭

我虽没在范亭中学（以下简称范中）上过学,可我在范中工作、生活的时间却比一般人长,所以我对它的了解也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初到范中任教的那几年。

         花园式的学校

范中旧址坐落在原平市崞阳镇内城的西北部。如果从中南（景明）门到北（宁远）门划经线,从褡裢（保和）门到大东（临沱）门划纬线,两线从中间十字相交,范中正好占了整个内城将近四分之一的面积，百亩左右。

校园大致可分四个区域。校门正面以东可称东区，这是明清时崞县的贡院,旧建筑局部保留,东西房居多，总务处、理化生仪器标本实验室、老教师和女生宿舍的一部分,安排在这里。校门正面以西至铃架,可称中区,是教导处、各教研组、图书馆、大部分教师宿舍和女生宿舍、部分教室以及水房(包括茶炉、澡堂)之所在。铃架以西可称西区,所有男生宿舍和大部分教室都在这里,大礼堂、大小灶、内操场,也在这里。内操场北边是外操场,有门相隔,可称外区。中区和西区的房舍皆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建，一律排房；外区的大操场,则是逐年由师生推倒城墙开拓的。

整个校院可以视为“花园”的是东、中、西三个区。这里除了建筑物之外，可用八个字形容:树木四出,花草遍地。

先说树木。道路两旁有剪裁整齐、四季常青的丛柏，也有一字排列、枝叶茂盛的洋槐，至于杨、柳、榆树，墙边房后，有的独长，有的成林，不计其数。教导处院内有果树，女生宿舍前有杏树，校长室门前有夜合槐，会议室前有榆叶梅，等等。春天，各种树木长出嫩绿的枝叶，给人们带来向上的希望；夏天，校园里到处绿树成荫，它让人们联想到受庇护的可贵；秋天，落叶的树枝在凉风中不停地摇曳,它鼓舞着人们拼搏的勇气；冬天，皑皑白雪压满枝头，人们会产生对圣洁生活的向往。每当槐花开放的时节，别说人们都想走过去闻闻槐香，就连蜜蜂也要成群地争相青睐；每当果、杏树的果实挂满枝头的时候，人们免不了强忍着把欲滴的涎水硬往肚子里咽。榆叶梅开花前后，千万个朵儿粉里带红，挤作一团，争相绽放，花季女生都愿意靠近它，多看一眼，多摸一把，和它比比谁更美；夜合槐开合的那一刻，总会吸引几个好奇而顽皮的男生驻足观察，联想它是怎么准确地掌握时辰表的。

再说花草。花是人种的，草是野生的。学校所有的台阶旁、窗户前、马路边，几乎都长满了花草，有的成片，有的成畦，有的成行，也有单棵生长的。花种以萝卜花、牵牛花、海娜花、鸡冠花、月季花、灯盏盏花、石竹竹花等为最多。一到夏天，整个校院称不得万紫千红，也可见众花争艳，说它是“花花世界”一点也不过分。师生在教和学之余，尽可以看花色，闻花香，特殊爱好者还少不了研究花的习性，抒发花带给自己的激情。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校门内的那片紫丁香和会议室旁的那畦红牡丹，前者之香，后者之美，大家共同发出的感叹是闻不够，看不足。这许多花中有的是宿根，每年自枯自荣，不用人操太多的心。少数盆栽不宜在室外过冬的，天冷后有些被分放在各办公室，有些则移入花窖。花窖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棵仙人锤，一人多高，两个人搂不住，形奇状怪，张牙舞爪，好像谁都斗它不得。它是镇窖之宝，人们称它为“花王”。

就是这些普通却又不寻常的树木花草，使范中的校园得以享誉“花园”。它为范中师生构建了一个雅静、温馨、优美、舒适的工作和学习环境，更为那万千学子勾画出一幅绚丽多彩的人生图画，而其潜在的力量对他们起到的鼓舞作用越发是无法估量。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这些树木花草之所以能在那片黄土地上深深扎根，茁壮成长，是因为范中有一位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栽花种树并不辞辛劳精心养花护木的“老园丁”，他就是那位个子高大、声音洪亮、苍发满头、面目可亲、受全校师生尊敬的贾治高副校长。

         教师队伍的变化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范中从外地招聘、抽调过一批教师。他们多是旧职人员,学历较高,阅历丰富,思想活跃,教学有方,颇受学生欢迎。沾他们的光，原本借“范亭”威名办学享有优先待遇、本地教师辛勤耕耘已有一定基础的范中，一时间声誉鹊起，雄踞晋北，轰动全省。但不久,肃反、反右、拔白旗，一系列政治运动，迫使这些人先后负箧他往,学校气氛遂显清冷。疯狂的“大跃进”，特别是一些不懂教育、不明事理、不辨是非的半文盲“红旗班主任”的搅局，使范中教师队伍几乎走向溃不成军的地步。好在领导明鉴，通过及时、大力整改，它才重新趋于正轨。

1961年我初到范中时,全校教师仅五十多人。从年龄上说,其中50岁以上的十来人,40岁上下的三十来人，30 岁以下的十多人。从学历上说,本科毕业的十来人，专科和相当专科的二十多人,其余为中师、高中、初中、高小，参差不齐。从教龄上说，长的十多年，短的三两年。

年老的教师都是从本地在乡的知识分子中选聘的，多数教文科。他们虽然没有高学历，专业基础知识也不够全面，但古文底子甚为雄厚。五经四书、诗词歌赋，一背就是一大串，滔滔不绝。他们的中国历史知识也比较丰富，谈到过去的人物、事件，总能说个子丑卯酉。特别值得佩服的是工作态度。他们很少回家，一学期最多三两次。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在宿舍,其余时间基本都在教研组备课、改作业，偶尔也拉些闲话,但一定是谨小慎微。他们把那本《教学参考资料》翻过来读，折过去抄，从教学目的、重点难点,到教学程序、作业布置，搞得滚瓜烂熟,因此在教学中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没有问题。在年青教师面前，他们是可敬的长者，小青年们无论谁有了困难，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会尽其所能、不厌其烦地帮助，甚是令人感动。他们还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停地抽烟：多用烟袋，铜烟锅，玛瑙烟嘴，烟杆的长短几寸到几尺不等，烟叶一律是自家种的大叶旱烟。他们呆过的教研组，成天是烟雾弥漫，非常呛人，学生进去问课，男的需要闭气，女的只好咳嗽。

中年教师是学校的顶梁柱。他们中的多数人，对教材非常熟悉，特别是理科。他们往往是一个人同时担任几个平行班的课，这样年复一年，几年下来，就课本上的那些内容，即使记性不好，也能背个八九不离十。因此，他们授课，都能抛开课本，凭几件自制的精巧教具，借一版系统的工整板书，就能把课讲得生动活泼、趣味横生。他们布置作业时，根本不用看书，随口就能说出要求做的是课本的第几页第几练习的哪几道题。他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处理教材独具匠心，但共同点却是该详的地方点点入地，该略的地方发人深省，学生听了兴趣盎然，受益匪浅。除了自己教好书，对新教师的传帮带，也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有经验，有精力，自己示范教学，听别人的课后给予指导，校方有规定，他们乐于干，对新教师有好处，对提高各科整体教学质量也大有裨益。他们中间有几位，不仅在全县，甚至在全区，都是挂上号的名师,领导重视,学生敬重,为范中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为数不多的年青教师，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中师和本校高中毕业，他们都是从众多学子中遴选的，中学课程学得非常好，自己刚学完就去教别人，属现蒸热卖，加上压不住的热情，挡不住的勤奋，以及老教师的指点，完成教学任务也是不成问题。后来，他们都因政策的“一刀切”(初中教师须有专科学历)调离范中，当了干部，当了作家，或仍任教师，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是响当当的，这和范中教师严谨有序的教学风气对他们的感染不无关系。另一种是新近大学毕业的，他们来自国内四面八方，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专业知识掌握得可算深广，接触世面也较为宽阔。这自身已具备的优势，加上“初生牛犊”的勇气，向老教师学习的虚心，他们自然就成了教师队伍中的有生力量。他们中有的人后来不光是本校教师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全省教育战线的先进典型。为范中校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我到范中之前,上级每年给范中分配的本科毕业生多则一人，少则没有。从我到范中那年起,每年都会分配五六人,因此至“文革”前,经过逐年增补、调整,全校教师中本科毕业的就占到百分之七八十,有的教研组还成了清一色的本科。新分配教师的增多,意味着教师队伍的年轻化,年青人多,学校的活力就旺盛。记得当年盛行全国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就被这帮年青教师搬上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从中足可以看出当时校貌之一角。也就是这帮年青人，在本身具有较高素质的基础上,经过范中特殊环境的熏陶,很快就锻炼成为一批强劲的教学新军。他们在教学中高屋建瓴,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对学生考虑问题的思路、学习方法的改变影响极大。他们配合学校原有的教学骨干，借助几届精选学生的优质,为范中创造了新一轮辉煌。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以后,外地籍教师纷纷调走,本地籍教师也有的另辟蹊径。由于这许多人的离去，范中教师队伍在一度时期内陷入青黄不接的境地,直至多年以后,元气才逐渐得以恢复。

        优秀学生的不同道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范中每年招高中先是两个班,后是三个班,招初中多数是四个班,只有一年是三个班。在校班级稳定在二十个左右,班容量不超过五十人，学生总数千人上下。生源基本都从本县选拔，高中有个别来自外县。

因为范中招生人数少,选择余地大，所以考上范中的学生个个都很优秀。从1961年招的初中生看,全县十七座中学共招初中班近三十个,范中从全县范围内挑选，只招四个班，当然是优中选优。再看1961、1962两年招收的高中生：他们考初中时正值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当时县里新增加了四十多所初中，连同原有初中，总共招生数达三千之多，而当他们初中毕业考高中时，又赶上高中紧缩招生，全县只有范中有高中，招两个班九十人，录取比例是三十几比一,因此,对这两年招的高中生说“出类拔萃”，绝对是名副其实。

学生素质优秀，教师搭配齐全，又有朴实严格的校风校纪垫底，范中的教学质量明显地在逐年提高。就升学人数看，初中班平均由1961 年的五、六人增加到1964、1965年的二十来人，高中班由1961 年的不足十人增加到1964、1965 年的三十多人。

初中毕业生升了学的，多数留在本校就读高中，少数考人中专，也有个别被省区重点中学选取的。不升学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济，家长无法为他们支付每月七元的伙食费，所以原来就没有报考。至于报考不被录取的，原因种种，由于成绩不合格者不是很多。没有升学的，各有各的出路，有的参了军，有的考了工人，也有顶替父母到其他部门的，留在家里务农的很少。

高中毕业生升学，受高校录取范围的限制和家长地域观念的影响，一般不报考南方院校。至于北方院校，有些名气的，如北大、天大、南开、哈工大，以及北京的八大学院，范中学生被接纳，都不为稀罕。就连全校师生渴望多年、校史上未曾有人问津过的清华大学，1964、1965连续两年，也被两名佼佼者在不经意中将其校门轻轻推开。这事至今说起来，都让范中人兴奋不已！报考大学不被录取的，有的是本人已经结婚或体检误诊有某些毛病，有的是与班主任不合铆以致有“不服从领导”之嫌，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家长或亲戚有点历史问题，因而“不宜录取”，真正因为成绩不达线者寥寥无几。在被录取者中，也有受“不宜被重点院校录取”之害而忍气吞声高分低就的。就是这些无聊的“不宜”元素，坑了他们一生，影响了他们后代的成长，至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那更是不可以数计。可惜啊可惜！无论是政策使然，还是人为因素，作孽者都应受到谴责。对于高中没有升学的，无论哪种情况，区、县最后都尽可能给安排适当的工作——或当干部，或进厂矿，或任教师，等等。令人遗憾的，又是因为“文革”，1963至1965年入学的初中高中学生，被剥夺了正常升学的权利，因此，他们的锋芒当时没有得到毕露的机会。还有，那些1962至1965年高中毕业升了学的，在他们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多数由于没有“得其所”，所以无法“尽其才”，这个惋惜也是“文革”造成的。所幸，过了若干年，经历了几番风雨之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通过个人奋斗，终于找到了崭露头角的通衢大道，终于获得了各显其能的鲜亮舞台。

纵观范中这几年的学生,初中的，高中的，升学的，不升学的，尽管各人起点不同，所走的道路有别，但他们拼搏的成功却是相似的。他们有的当了党政领导干部，有的升任了高级军官，有的迈入科学家行列，有的成为著名作家、艺术家，有的磨炼成工商界的出色人士，有的滚战成农业战线的行家里手，有的被誉为一方名医，有的被尊为学校的高师,等等，种种。他们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们最终都为范中增了光，添了彩。他们不愧是范中的优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