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青：人间诗话之十---夏花与秋叶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近读《史记》，每每会想到印度诗人泰戈尔这两句诗。
人生之旅，总会遇到许多的岔路。站在每一个岔路口，都需要你冷静地作出抉择。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惟有生死之择最大最难也最费神。但一旦选择已定，欣然就死抑或觍颜存世，也最见精神，亦最显意义。
二千多年以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站在滔滔的汨罗江边，被发行吟，思之再三，最终选择了怀石自沉；屈原之后不久，悲情英雄项羽从垓下诀别美人虞姬，一路左冲右杀来到了乌江江畔，面对烟锁雾罩的江东故乡，一声悲叹，然后优雅挥刀，自刎而死。
　　 一个是彪炳千古的文人，一个是震古烁今的武夫，尽管秉赋各异志趣不同，但对生死的抉择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留在世上最后一刻的部分细节都是如出一辙。有时候，真让你怀疑：莫非是司马迁故意所为？
　　与此截然不同，有人却是选择了另外一种。
　　越王勾践，兴师伐吴，先败之夫椒，再困于会稽，但他还是苦身焦思、卧薪尝胆，最终选择了极其艰难的生；为他们三人作传的史学家司马迁，因救李陵仗义执言而获罪，受腐刑，遭人间奇耻大辱，但司马迁仍然“就极刑而无愠色”，终于以极大的勇气隐忍而活。
　　 一个是位极九尊的帝王，一个是吟出绝唱的史家，二人身份、地位判然有别，但对生的渴望、对活的留恋何其相似乃尔！甚至，连活下来的方法，生的心境都大同小异。有时，禁不住令人叹惋：难道造物主真得如此神奇！
但，历史就是这样。
　　人之一生，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受之于父母，养之于天地。十月怀胎方显不易，长大成人弥觉艰难。而且，生命之于人，只有一次。一次生，一次死，任凭是谁，也不可超越。我们平常所说的“再生父母”、“死里逃生”全是文学家言，生命绝非如此。所以，当我们面对“死去，还是活着”的问题时，不能不斟酌再三，慎重从事。不到走投无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放弃生之希望，哪怕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
　　 难道，屈原、项羽真得就连一根稻草也没有了吗？
　　屈原至于江滨，行吟泽畔，这“行吟”二字，最见踟躇。想必心中“翻江倒海”的无非二字：生抑或死。项羽之所以别却虞姬，突围垓下，原本是想东渡乌江，寻一条生之路的。但是，屈原和项羽最终不一而同拿定了死去的主意。决心已下，再难回头。
　　屈原临终，渔父曾有一劝。既然可劝，想必天无绝人之路。但屈原以“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纹”和“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一口回绝了。项羽望江而来，乌江亭长拢船靠岸，也有一劝。有船有劝，自然于绝境之中犹可柳岸花明。但也被项羽用“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及“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屈原之后，司马迁曾为之垂泪。司马迁不无哀叹地说：“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项羽自刎一千年之后，唐代诗人杜牧有没有垂泪不知道，但杜牧也不无惋惜地写诗道：“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司马迁和杜牧，都是后来的假设。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推知：屈原、项羽本不是连一根稻草的希望也没有。
　　但，屈原和项羽，一文一武，一前一后，还是义无返顾地舍生而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死。
　　与屈原和项羽相比，勾践与司马迁有太多的理由应该去死而决不应该活下来。
　　勾践困于会稽，精锐已失，惶惶不可终日。家亡，当死；国破，更当死；委屈，该死；委屈求和而不得，更当死。其实，勾践也确实想到过死，不止一次地想到死。司马迁陷于牢狱，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辱辞令，该死；辱理色，该死；辱身，该死；辱祖先，就更该死了。司马迁也想到过死，三番五次地想。但勾践和司马迁最终都没有死，他们都被历史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成功事例说服了自己，他们隐忍苟活了下来。尽管活得艰难，活得不开心，但总算没有死。
　　勾践活着，勾践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勾践呼曰：“汝忘会稽之耻也？”勾践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勾践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苦。司马迁活着，司马迁遭下流谤议，为乡党所笑，无面目再上父母丘墓；司马迁虽累百世，垢弥甚耳，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司马迁每念耻辱，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但，勾践和司马迁，一王一仆，前脚后踵，还是坚韧顽强地放弃了死而充满了希冀地活着。
　　死还是生，是需要选择的。选择之要，在于精神，在于意义。惟有精神，方显品格之高下；惟有意义，才明伟大抑或渺小。
　　勾践、司马迁之生，决不是芸芸众生之怕死贪生，亦不是俗语所言“好死不如赖活”。勾践之生，意在复国，意在雪恨，意在洗刷耻辱；司马迁之生，生于意志，生于理想，生于未竟之业。死需要勇气，生同样不能怯懦。为了理想，勾践强忍了下来；为了理想，司马迁隐忍了下来。一忍天地宽，再忍活路长。勾践最终完成了复国宏愿，成就了卧薪尝胆、有志者事竟成的千古美名；司马迁亦最终写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宏篇巨制，以煌煌文采高表于后世也。
　　假如，勾践于失路之时，选择的不是生而是死；司马迁在途穷之际，走上的不是生路而是死道，那么，历史将会怎样？

　　实在不敢作如是想。

　　反过来想，假设屈原没有投江，而真得就如渔父所言：举世混浊，随其流扬其波；众人皆醉，哺其糟啜其醴。也假设项羽放下长剑，也真得搭上了亭长的小船，一个人望苍茫的江东惶惶而去，那么，历史又将会怎样？

　　也不敢作如此想。

　　历史只这样记着：屈原怀石赴清流，在他纵身一跃的瞬间，完成了一个前世未有后世鲜见的伟大涅槃。血肉之躯的屈原沉江而去了，但一个冰晶玉洁、怀瑾握瑜的精神的屈原，却从此屹立于人类的理想圣地，千百年来熠熠生辉，一直生动地活着。
　　　历史也这样记着：项羽江边自刎，在他挥剑遽下的刹那，也顺势终结了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巨人的神话。生动真实的项羽消失了，但一种气吞山河、豪冲九霄的悲壮，却长存天地，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世世代代，一直都在感佩着人们。
　　死去，屈原是因为不能同流合污地活着；死去，项羽是因为不能终身抱愧而生。屈原之死，是一种证明，更是一种抗争；项羽之死，是一种绝望，更是一种愤懑。
　　活着，勾践是因为有未雪之耻；活着，司马迁是因为有未竟之业。勾践之生，是一种不屈，更是一种智慧；司马迁之生，是一种毅力，更是一种追求。
因此，对他们来说，无论是选择死亡还是舍弃永诀，是渴望死去还是希冀活着，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一种伟大的方式，是方式，而决不是目的，是最终成就伟大的方式。因为成就伟大，所以方式也就伟大了起来。
　　死固然可惜，生依然隐忍。这样的方式，无论哪一种都显得残忍。但正是这种无与伦比的残忍，催绽了最美丽的人性之花，谱写了最雄壮的人生之歌。
　　正因为如此，才有司马迁的泰山与鸿毛之辩，才有李清照的人杰同鬼雄之歌，才有毛泽东的伟大和光荣之赞，才有藏克家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的流传。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诗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但，屈原之死，死得凄艳；项羽之死，死得雄壮。勾践之生，生得静寂；司马迁之生，生得落寞。
　　所以，这诗反过来，也同样体现一种美丽人生。